阿頎:wan*味蕾,還是心態?

*wan是泰文「甜」的意思

一個人的故事,站在幾十年後的歷史洪流,回首是再經歷當初的跌宕起伏?是苦中作樂?還是漸覺淡然?這是一名泰國女子移民香港的平凡,也是千千萬萬香港基層住屋的縮影,我們也許可以從中窺出時代變遷對個人際遇的點滴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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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阿頎化名是在一個深秋夜晚,那時筆者跟隨著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組織的定期探訪去到位於深水埗的板房單位。位於繁華鬧市的深水埗有不少商舖,阿頎居住的單位入口隱匿在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大小舖位之間,逼仄的樓梯只容得一人行,若不注意還找不到上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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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點剛過,一位身穿黑色寬鬆T恤的中年婦女回到這個「劏」了十間板房的唐樓單位,她慢悠悠地向我們走來。「肥妹食完嘢返來啦?」鄰居亮哥聽到聲響,在通道的另一頭大聲喊道。同住多年的隔離鄰舍似乎都不知道阿頎的真名,個個都開玩笑般喚她為「肥妹」。「嘿嘿,係啊,我啱先落街食嘢。」身材略微臃腫的阿頎一邊緩慢地穿過通往自己房間的狹窄過道,一邊笑呵呵地回頭朝著亮哥説。阿頎個子不高,大概一米五,皮膚黝黑的她擁有一對黑而亮的眼珠,在昏暗的過道中格外顯得亮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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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4歲的阿頎在港生活差不多已有三十載,若不是她告訴我們,誰會察覺這位講著流利廣東話的婦女原來是泰裔移民?

跨境的友情

上世紀70年代,香港開始出現過埠新娘熱潮。隨之前的內地難民潮南下到港的低下階層男士,此時已到適婚年齡,期望遇到一名女子相伴;當時泰國國内也出現了「女多男少」的情況,大量適婚女性不得不將尋找伴侶的眼光投向海外,一向對華人比較有好感的她們便選擇了「過埠新娘」這條道路,也由此開啓了泰港兩地的牽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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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係去瑞士打工㗎(我原本是去瑞士打工的)。」遠離故土,無論是香港還是瑞士,於阿頎而言都是一個陌生的異鄉:迥異的語言,不解的習俗,難明的本地人,背井離鄉不過是為了尋找一個更好的出路。九十年代初,在香港早已落地生根的舅母巧作紅娘,阿頎便和香港的一名男子以彼此寄相片的方式「相睇」(相親),思及泰國的同鄉姊妹亦有不少嫁來了香港,時年二十五歲的阿頎毅然選擇尾隨她們,勇作過埠新娘,友誼的牽絆從泰國故鄉蔓延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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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頎來港之後的第一站選擇投靠居住在渡船街一帶的舅母,雖然不像九龍城一樣是泰裔聚居的地方,但在舅母和同鄉的陪伴下,她度過了最初來港的艱難日子。

一個人的路,一羣人一齊走

阿頎到埗後與丈夫及同鄉租住了舅母渡船街的處所近兩年,由此開啓了她在港的集體生活。當時,一間四房的洋樓租金平攤是每人1,200港元,水電費則需要另外計算。雖不算便宜,但阿頎的經濟壓力因爲房租分攤而減少了許多,她也總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從家鄉泰國那間長長的大房子,到與人合住一間洋樓,阿頎並沒有對縮減了的居住空間有怨言,她似乎也沒有遇到「相見好,同住難」的窘迫,「有咩唔啱咪行開啲咯,唔洗嘈嘅(有矛盾的話分開一下就好了,不必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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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聲六調的粵語、千變萬化的中文,阿頎早已遊刃有餘,但對於當時剛到埗的她來説,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她形容自己初來香港時「好似聾咗啞咗咁,乜都唔識,一個字都睇唔明,都唔知人地講乜嘢(好像聾了啞了,不識一丁,什麼都看不懂、聽不懂)。」藉看電視、和舅母聊天、由舅母陪伴外出「飲茶」(到茶樓吃東西),她開始慢慢接觸粵語。她和同住的同鄉每周都會一起出去玩,彼此相處十分融洽,她們亦會不時解答她的語言難題。舅母會自製泰餐幫補生計,阿頎與同鄉則幫忙送餐上門,邊做事邊摸索這陌生環境的規則秩序,學著慢慢融入當地社會。也許由於同鄉的陪伴,阿頎對香港的新生活適應得比較快,剛開始她什麽也聽不懂看不懂,到後來逐漸能夠自如地與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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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舅母的照應是她應對陌生環境的良藥,但在香港剛站穩脚的阿頎逐漸感到租金過於高昂而無法負擔,她後來被迫搬到山東街的個人板房單位。不足三年,二十歲的三妹也來到香港共住,渡船街的同鄉也紛紛入住同一大廈,讓阿頎再享聚首一堂的樂趣。阿頎懷念道:「我最中意就係個廳,可以擺電視,又可以晾衫。以前我地一班租戶仲會一齊夾錢買餸煮飯(我最喜歡客廳,能放電視機、也可以晾衣服)。」在廚房、廁所共用的環境,會有租戶負責包辦買菜、煮飯,彼此攤分費用、圍爐夜話,「關係都唔錯(彼此關係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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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山東街的時光不僅有同鄉陪伴度過,阿頎更接觸到泰籍以外的人情味——「沒架子」和租戶同樂的業主。單位業主十分信任阿頎,將40間板間房交由她打理。靠幫業主打理其他租戶事務及單位衛生,她可以只交一半租金。如果遇到收入困難的租戶,阿頎通情達理,會寬容其延遲交租。迄單位被收購,業主和租戶早就打成一片,「業主收租嘅時會同我哋傾下偈,有時仲會同我哋打麻雀、飲茶、買六合彩、玩鋤大弟(業主出來收租的時候會和我們一起聊天,偶爾也會打麻將、到茶樓東西,有時還會一起買六合彩、玩撲克牌)。」業主對阿頎也真的很好,那時候她會定時回泰國探親,有一次回去之前,阿頎一口氣將兩個月租金都交給業主,但業主擔心她不夠路費,反而將一個月的月租退還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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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東街居住時,阿頎通過同鄉的介紹,去位於深水埗元洲街的小金象餐廳做兼職。雖然小金象在2008年經已結業,但當時作爲九龍城以外少有的出色泰國餐廳,生意非常火爆。兼職的工作內容比較雜,工作時間又長。阿頎沒有固定職位,她有時做樓面,有時又會去街市買菜,有時負責洗碗,有時又會做打荷。阿頎說:「嗰時我由朝做到晚,一個頂四個,做足十一小時,都只係四百蚊一日(那時候我由早上做到晚上,一個人做四個人的工作量,工時十一個小時,日薪也不過四百港元)。」儘管如此,在香港當時一片向好的經濟形勢下,勤勞肯幹的阿頎還能綽綽有餘地應付房租水電和日常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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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多元化的國際都市,卻甚少措施幫助新移民融入社區,以致新移民只能靠着自己的韌性和社交圈子,學習粵語、漢字。或是泰語和粵語相似的語調,使阿頎較其他東南亞女士容易學會異鄉文化。至於其他非華裔新移民,缺乏政府機構、非牟利機構的協助,要迅速適應香港,恐怕耗時不少。

良朋摯友已一一別離

好景不長,山東街的單位突然宣佈被收購。「我都唔知單位係被政府收購定喺私人重建,淨喺記得收過銀行嘅通知單(我不知道單位是被政府收購還是私人重建,我只記得曾經收到銀行寄來的通知信)。」迄今,阿頎對當年的收購情況仍是一頭霧水。後來經朋友介紹,阿頎遷至渡船街、奶路臣街交界的板房單位。此時,丈夫、相處甚久的同鄉一一散場,迎來了兩位新朋友,和三妹共四人住同一屋檐下。洋樓單位居住環境雖較山東街優越,全層連房、廚房、廁所都是四人使用,但兩位朋友甚少在家,單位更似是只有姐妹二人同租。只是,房屋環境雖好,但是較為高昂的租金連同近八百塊的水電費,令阿頎逐漸感到難以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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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她乾脆和妹妹搬到深水埗福榮街附近的板房單位,二人分擔一房一廚房一廁所一廳的單位,生活壓力一下少了很多。與此同時,不少昔日的同鄉、朋友嫁作人妻,有了家庭,牽絆多了,話題逐漸變得不一致,久而久之也就少了聯絡。再到2005年,隨著業主賣了單位,阿頎無奈獨自搬遷至石硤尾街的板房,又重回一個人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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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房的租金,見證著香港寸土呎金的歷史。縱然有重建迫遷的無奈,但更多的是租金高昂的無力,以致阿頎多次因爲單位小卻租金高而搬遷。2004年,撤銷租務管制削弱了租戶的議價能力;2020年,特區政府宣佈成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在18個月內,並不涉及基層租戶或團體代表的13人成員,能否討論出租務管制的可行性——甚至訂立相關政策條文?如果可以,或許能改善租金飆升、惡劣居住環境、高昂水電費的情況。

未來生活的去向——公屋?

過去香港物價尚低,加之做兼職有收入,縱然板房租金遠高於公屋租金,阿頎亦稍能應付。而從2008年開始,一直兼職的餐廳宣告結業,她的收入變得不穩定,生活水準受到極大影響。到後來阿頎身體漸弱,不能從事高工時、低工資的餐飲業,生活越發捉襟見肘,也只好申領綜援。眼見一個個已婚的朋友已成功住上月租僅僅幾百塊的公屋,因身體欠佳而申領綜援的阿頎感慨自己月租已兩千塊的板房單位,加上一百塊的水電費,真是天淵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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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由唐樓單位改造的板房大概只有約六十,牆灰因長年潮濕已脫落不少,牆身有一大片泅黑,在同一個單位中還有其他相似的九間板房。板房之間相隔著一塊薄薄的木板,卻住了十個擁有不同的生活節奏的住戶,鄰舍只有在進出時會打個照面。除了厠所,可供他們分享的公共空間少得可憐。阿頎從來都沒有向我們主動抱怨板房的環境,反而能在艱苦的生活中尋找到生活的樂趣。單位樓底頗高,阿頎借此做了個小樓閣作儲物之用,卻意外吸引另類「租戶」——老鼠。我們見面伊始,阿頎就「呵呵呵」地分享:「佢屙完尿,突然用pat-pat對著我『噗』一聲,原嚟系度放屁(它[老鼠]拉完尿,突然用屁股向着我『噗』了一聲,原來是在放屁)!」堪稱惡劣的生活環境也沒有改變她樂觀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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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棟棟新起的公屋單位,或許有一間正合她的心意,是她對新居住環境的期盼,但來港幾近三十年,合乎申請資格的阿頎卻一直都沒有申請公屋。雖然在政策上她享有與他人無異的權利,但對這個異鄉女子來説,申請資料猶如天書,靠自己申請難過登天。此外,她不知可以向誰尋求幫助,只是近年來受身邊朋友的啓發,才開始思考「上公屋(住公屋)」的問題。阿頎的故事固然是一代泰裔移民的縮影,但同時也代表著如今窘迫的基層住屋狀況。尚有一群人,或許未夠年齡退休,或許家庭問題多多,又或是其他種種原因,最後只好獨自住進劏房、板房、甚至是近年流行的太空艙。縱使每日為生活而忙碌,但唯一的出路就是等候政府的「恩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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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時房委會的政策認爲只有二人或以上家庭和長者一人申請者才算得是有迫切住屋需要的人士,對於像阿頎這樣的非長者單身人士,一個人的公屋單位,又需要輪候多久?就算成功入住公屋,這是否也意味著她要遠離自己生活了幾十年的居住環境?公屋有沒有一個社羣像板房鄰居那樣同她嘻嘻哈哈,還是自顧自地相處如陌路?這些都不得而知,但阿頎仍然擁有對未來居住環境的憧憬,也算是一種幸運。

後記

禍不單行的是,來港近二十年,多年來的過度操勞開始令阿頎的身體出現毛病。最嚴重的一次需要到明愛醫院做割膽手術,住院兩個多月。然而,相對於以往那段痛苦的手術經歷,她更多的是憶起朋友和醫護人員的暖心關懷。阿頎向我們自豪地講述將近二十名泰國朋友及街坊曾前去醫院探病。患病期間,她亦感受到「姑娘」(護士)無微不至的照顧,「姑娘」知道她想洗澡,主動要求幫忙,「對我好好」。縱然手術的後遺症不斷,阿頎如今膝蓋時常疼痛,走路也感到氣促,仍不時要吃止痛藥。但她卻隨即笑話「食咗藥,好開胃(吃了藥,能吃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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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身體狀況惡化,阿頎記不清也説不明很多往事的細節。今年(2020年)五月份,阿頎因爲健康問題,無法接受進一步訪問。她總是洋溢著一種很樂觀的感覺,無論是超荷工作、手術住院,還是重建逼遷、不適切住房,在這些親身經歷的大小坎坷中,她記得的往往是一件件生活趣事,一個個感謝的人,一段段快樂的時光。她的欣然憶述,卻有多少滋味在心頭?我們又能否真的感同身受?當個人命運被捲入時代洪流中,也許能做的就是笑待人生吧。


編者語

很多時候,我們認識到不適切佳房的昂貴租金往往令基層市民為尋覓安居的艱辛,不斷加租,不斷搬遷,但越住越細,越搬越差的環境,對於我們外人來看,阿頎他們仿似身處無間地獄,唯有成功申請公屋才能走出無間道。可是,背負著外來者的身份,儘管在香港生活多年,面對複雜的申請程序,也只會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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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阿頎的故事也告訴我們身處惡劣的環境並不是最差的境況,正如文中寫道:「阿頎從來都沒有向我們主動抱怨板房的環境,反而能在艱苦的生活中尋找到生活的樂趣。」這種樂趣建立在人與人的關懷和幫助,互相扶持,才能真正體會安居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