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萍顛沛流離的住屋史

剛逾60歲的小萍(化名)，在香港贊育醫院出生，父母都住在香港島南區的田灣，她一生顛沛流離的住房歷史就在這個公共屋邨開始。

田灣徙置區生活 環境簡陋但充滿人情味

小萍自小居住在田灣徙置區（已於1992年清拆重建為現在的田灣邨），田灣徙置區為香港第三型徙置大廈，大廈設計為「I」字型長方設計。大廈設備較為簡陋，單位內沒有獨立廁所，需每兩戶單位共用一個廁所。小萍表示以前每天都要自己帶臉盆到外面洗澡，非常不方便。單位的居住空間不大，一家五口在約一百二十平方呎的單位內生活，人均居住面積只有約二十四平方呎。生活環境狹窄，不過她認為只要勤清潔的話，衛生情況尚可接受。而且即使生活環境不理想，鄰居之間依然會守望相助，關係和睦，更不時會協助看管對方家裏的小朋友，又或者順道幫對方買菜，甚至會一起用膳……。小萍笑言：「我哋經常把門打開！」，可見當時鄰舍關係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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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小時候的美食時，小萍立即跟筆者分享以前在田灣邨裏的趣事和那時的人情味。原來小萍不只與左鄰右里熟悉，她跟邨內店舖的老闆員工也很熟絡，更是樓下粥店的熟客。她憶述：「那裏的老闆知道我哋經常來吃豬腸粉，所以會偷偷多給我半條！我們關係很好，大家都是鄉里！我爸爸早上不是到酒樓飲茶，就是到粥店吃牛肉粥和鹹肉糭，又或者牛肉腸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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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小萍向筆者介紹以前田灣徙置區的環境。樓下有公園，公園對面有個球場，球場裏有一部電視機，很高很大的。邨內亦有餐廳、茶樓、街市等，「我記得樓下有士多，有家餐廳叫『華美餐室』，有家叫『冠華雜貨』，還有『譚記豬肉店』和『公昇車仔麵』……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現在全都消失了！」小萍婉惜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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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時香港人口急升，加上教育資源貧乏，校舍不足，不少辦學團體都在徙置大廈的天台設立小學，讓像小萍般的基層兒童得到學習機會。小萍向筆者分享：「我居住的大廈天台有一間小學，叫『方樹泉小學』。我們剛好住在樓梯旁，所以每天早上八點時，便會聽到學生到天台上學的腳步聲，『劈里啪啦』的。到中午一點左右，學生們放學又會『劈里啪啦』地走下來！」小萍當時也是在天台上的香港仔街坊會方樹泉小學（上午校）（現已停辦）讀書。

離開田灣邨徙置區 展開不適切住房的歷程

從小至大，小萍都與父母及弟弟一家四口一起住在田灣的徙置區和重建後的公屋單位裏。但直到弟弟結婚，弟婦要搬進去後。弟弟擔心小萍住在家裏會不方便，所以資助小萍搬出外面居住。她在田灣邨附近一棟唐樓裏租了一個板間房單位。板間房的面積不大，只有約百多呎，但租金要$1,200。小萍說當時房裏只能放下床和木櫃，而房裏有一個小窗戶。但由於窗戶太細，不太方便把洗完的衣服掛出外面。夏天時還可以在房裏把濕衣服掛在家中，但在冬天時，小萍只好將衣服拿到樓下的洗衣房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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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弟弟在未有諮詢小萍的意見便自行取消她的公屋戶籍。在1990年代初，田灣邨徙置區原有的15座舊式徙置大廈陸續清拆重建，政府通常會為受影響的居民物色原區或鄰近區域的搬遷地點。然而由於小萍的公屋戶籍被取消，因此她只能搬到另一位弟弟位於葵涌大隴街的一座私人樓單位同住。但由於單位大小有限且環境擠迫，小萍只好晚上睡在雜物房。到後來小萍的雙親相繼離世，她與弟弟的關係亦都相當一般，於是毅然決定搬去小學同學位於第一街的劏房家中寄居。可是住了半年後，她的朋友因賭博問題而欠租，最後被包租婆趕走，小萍又再一次陷入沒有地方居住的困境中。後來她只好到社會福利署的高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求助，經中心社工轉介到高華閣單身人士宿舍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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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舍輔導會的高華閣單身人士宿舍主要服務劏房、板間房、床位住客及無家可歸人士等和有急切住所需要人士，為他們提供短暫住宿服務（約兩年）[1]。每一個住宿單位（床位）為半開放式間格，備有電風扇、獨立光管、衣櫃及床頭櫃，亦有浴室、茶水間、雪櫃、洗衣及乾衣機等供舍友共用。小萍記得宿舍分了兩層，女生住在7樓，男生住在6樓。她當時與5名舍友住在一間房，而浴室和廁所都是共用的，一層有兩個洗手間。小萍說，洗澡的水温有時太熱，有時不夠暖，熱水供應經常壞了。有一次，她向姑娘投訴，姑娘說她會跟進，但小萍等了一星期多亦未弄好，所以她只好每次都到較遠的浴室洗澡。而租金會根據床位的位置而有分別，當時小萍住在中間，每月宿費為$1,300，而靠在窗邊的床位租金則會貴一些。問到小萍與其他舍友的關係時，她說當時自己與室友不算太熟。尤其是那時新搬來的兩名室友，她們是東南亞人，亦不常出聲。不過，現在有空的時候小萍都會回去高街探望以前的舍友，有些舍友因年紀老邁，所以兩年約滿後再續了約，已經住那裏一段長時間。小萍會找他們聚舊，不過她說不少的職員和姑娘都已經離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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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請小萍比較劏房和宿舍兩個環境時，她的答案出乎筆者的意料。原本筆者以為單身宿舍的環境衛生比劏房好，而且租金較便宜，小萍應該更喜歡宿舍，但她竟然回答道：「我更喜歡現時的劏房。」她認為宿舍裏的規矩多，用餐和洗澡時間都有限制，而且每到十一點就會關燈關電視。而且每天睡覺時，有些室友會發出噪音，自己要堵着耳朵才能安睡。她亦憶述，當時無論做甚麼事都要跟職員姑娘說，有時亦要幫忙清潔廚房和走廊及倒垃圾。她覺得現在比住在宿舍時自由和舒服。

由流落街頭到避寒中心 生活顛沛流離

小萍在西營盤高街過渡性單身宿舍的兩年租約於2016年約滿，在與院舍姑娘討論有關續約一事進展不果後，最後只能離開宿舍另覓歸宿。由於當時小萍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即使社工介紹她價錢比較相宜的房屋時，缺乏經濟能力的她亦因無法支付得起昂貴的租金，無奈之下只好決定暫時過著流浪街頭的生活。小萍帶同細軟重返深水埗社區，在附近的公園露宿或者到麥當勞快餐店借宿一宵，成為大眾口中的「麥難民」。「麥難民」一詞是指因無法負擔起房屋租金而被迫寄居24小時營業快餐店內的人士。起初麥當勞在2006年起拓展通宵營業的服務，再加上其他因素如香港私人房屋租金和生活費用高昂，和店內職員忍讓態度等，最後竟成為露宿者和無家者的其中一個落腳點。麥當勞提供有瓦遮頭之地，形成香港獨特的「麥難民」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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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小萍輾轉在麥當勞和公園生活持續了大概兩三個月，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在公園認識到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的社工。當時香港正值寒流，協會社工介紹她到石硤尾社區會堂的臨時避寒中心暫住。臨時庇護中心是民政事務總署轄下提供的其中一個緊急支援服務，是指在寒流襲港期間、酷熱的晚上、或其他緊急事故如颱風和山泥傾瀉而為受影響的市民提供臨時住宿地方，多數為附近的社區會堂和活動中心。幸運的是，小萍在避寒期間認識到當時的男朋友小智（化名）。他們兩人一拍即合，相處一段時間後萌生出合租單位的同住念頭。碰巧小智認識社區中心社工，在義工的支援和人脈成功物色到位於長沙灣保安道的一個劏房單位。他們兩人最終在2016年搬進保安道的新居，總算有瓦遮頭，結束在街頭流浪的生活。

保安道的劏房生活 嘆衛生情況欠佳

小萍憶述起初到保安道劏房單位內污穢不堪的場面仍心有餘悸，只能用「恐怖」二字形容屋內環境，如非價錢適宜和沒有其他選擇下都不會搬進該單位。小萍指當時社工剛好得知原本租客搬走而騰空出單位，由於單位內一片狼藉，所以男朋友小智便在搬進單位前清潔一次房間。舊有的污漬擦不掉，小智只好打掃一下地面的污垢和用濕布抹下牆壁，總算把原本骯髒的房間打理得比較適合入住。但因為該大廈樓齡很高而且日久失修，單位內出現石屎剝落的問題；同時位於樓層盡頭的廁所欠缺恆常的打理，樓層的走廊亦傳出陣陣惡臭，同樣對小萍的生活造成困擾。另一方面，他們因為金錢不足，就連購買電視機所需的費用也支付不起，只夠在附近二手家具店買些簡陋傢俬和電器如木板床和電風扇。面對「內憂外患」的生活環境，小萍叫苦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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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幸的是，小智在2018年因病離世，剩下小萍一個人生活。面對居住環境惡劣的困境和突如其來的打擊，令小萍原本苦不堪言的生活變得百上加斤。即將踏入第三個年頭，小萍暗言未能完全適應劏房的生活。筆者早前到訪過小萍的劏房單位，相比起同層其他單位，小萍的單位面積約120平方呎屬同層較大的單位，而且房間裏的雜物為數不多，目測房間可以容納到大約6個人和1張單人床，故此小萍尚算接受劏房單位的住屋空間。然而，最令小萍感到不滿的是其他住戶欠缺基本衛生意識導致大廈的衛生情況欠佳。小萍特別指出房間窗口外平台垃圾滿溢的情況，形容畫面十分嚇人，「樓上啲人咩狗屎垃圾都抌落嚟，藥紙呀、煙頭呀、膠桶呀、橙皮呀！」小萍表示至今依然時不時聽到樓上住戶在窗外投擲垃圾到該「垃圾山」的聲音，情況更愈來愈差，「雖然我嗰房有窗口，但窗戶對出嘅小平台堆積咗一層又一層嘅垃圾，我曾經想爬出去平台清理垃圾，但窗口太細所以唔成功，就算話畀包租婆知都冇用，每次都話諗辦法搵人清理，但從來都冇人處理過，就算同社工講，佢哋都話冇辦法，處理唔到。」筆者追問下得知小萍別無他法下只好自行在窗戶內安裝兩塊木板試圖阻隔囤積在平台上的垃圾所傳出的臭味，但一來單位的窗戶日久失修以致未能完全有效地關上，二來窗外平台密封形的房屋設計和空氣不佳的通風模式促使臭味久久無法散去，房間經常隱約傳出陣陣異味，令小萍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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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到大廈管理和衛生清潔的問題時，小萍指大廈沒有保安和業主立案法團專門處理日常的大廈管理問題，但慶幸的是包租婆有聘請清潔工每晚8至9時到各個樓層的垃圾桶收集一袋二袋垃圾，同時簡單清洗廁所，也算解決到大廈基本衛生問題的燃眉之急。但最令到小萍始料不及的是同層對面的單位住戶住了小萍形容為「奇怪」和「骯髒」的人。小萍說間中透過他開門倒垃圾的空隙偷看到他房間內凌亂不堪的樣子，地面上散落各式各樣的垃圾，有報紙亦有幾個不知道是否吃完的飯盒，更恐怖的是小萍曾經目睹有蟑螂在他房間爬出來，走廊間更時不時看到老鼠的蹤影。小萍認為他不負責任和不愛打掃的行為使大廈的衛生情況越來越嚴重，只好用毛巾封好房門的罅隙，避免哪些蟑螂和老鼠爬進自己的房間內。

鄰舍間衝突不斷 昔日鄰里情不復再

從小在充滿人情味的田灣村生活和長大的小萍特別懷念當年鄰舍間守望相助的溫馨場面，並坦言在保安道的劏房生活中再也感受不到該份情懷。小萍表示即使與鄰居碰面時會點頭問好，但單位與單位之間的石屎牆彷彿最強而有力的標誌畫出屬於各自的空間，就算大部分時間生活在一屋簷下卻很少機會見面，更莫論有任何進一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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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的鄰舍關係，伴隨而來的還有是來自同層住戶的惡作劇。多次遭到阿輝(化名)戲弄的小萍在訪談的過程中顯得特別憤怒以及無奈，「阿輝經常趁我不在家中時騷擾我，他把水由地下門縫倒進我的房間，每次回到家中的地板和電線都濕透，又會無緣無故關掉我單位的總掣，用打火機燒我房門口的鎖頭，更會蓄意用利器割破我貼在房門口的揮春。」起初小萍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無謂挑起與鄰居的爭執，只希望過一些平淡的日子。但息事寧人的做法讓問題日益惡化，阿輝變本加厲的惡作劇令小萍無所適從。特別是小萍與阿輝本身過著河水不犯井水的生活，小萍說自己怎樣也想不通為何阿輝會對他進行這些針對性的騷擾行為。小萍表示儘管曾經嘗試與阿輝據理力爭，但阿輝每次都在對話過程中都會東拉西扯，很多時候都是「十問九唔應」，所以每次與其理論的結果就都只會徒勞無功，就算小萍間中對阿輝破口大罵也沒有半點反應。問題糾纏到現在已經一年多，筆者嘗試追問小萍這段時間期間有否向包租婆或跟進社工投訴，小萍慨嘆包租婆對於這一系列的騷擾事件無動於衷，連社工對此事也束手無策，故此自己只能默默承受阿輝突如其來的騷擾行為，而自己也只好做足防禦措施，例如用舊毛巾和舊衣服塞在門縫邊避免滲水，或者用凳墊高家中的電器和電線避免過電和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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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不少研究報告指出由於劏房單位居住環境惡劣和生活空間狹窄，加上缺乏對於社區支援渠道的認知，住戶往往容易產生和累積負面情緒，如沒有適當途徑抒發壓力甚至有可能危害精神健康狀態 [2]。故此，即使小萍至今都不知道阿輝惡作劇背後的動機，但這個例子很可能就展現出不適切住房的住戶的精神健康問題響起警號，值得大眾深思。

房租＄3000 扣除住屋開支每月僅剩＄1000

2016年，小萍在保安道租住了當時租金為＄2,800的劏房單位，但自從包租公在2019年過世後包租婆便把租金上調至＄3000，連隨收取四期任用電費＄300後，令原本經濟收入為零的小萍的財政負擔雪上加霜。小萍坦言無可奈何地唯有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及其他政府社會福利。後來經過負責社工姑娘和社會保障主任的評估商議後，領取到大概＄4,000的補助金。但基於政府補助的金額大部分用來繳交房租和生活雜費，未計日常飲食費用每月只剩＄1,000根本不足以維持日常基本生活開支。一條簡單的算式，若果要在1個月內平均使用＄1,000的綜合援助金，那樣的話每天平均就只得用＄33.3。香港百物騰貴盡人皆知，快餐店普通一個套餐就要＄30，若然晚餐想到茶餐廳吃一個最簡單的碟頭飯和小菜，平均都要＄60甚至更多，小萍笑言根本支付不起一頓飯的價錢。更甚的是＄33.3只是一個粗糙算式下的機械式答案，還未計小萍其他生活開支，例如洗衣費、日常交通開支和電話費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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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小萍每月領取綜援金都會到超市買自己最受吃的巧克力舒解日常生活的苦悶，所以這個基礎平均數只會有增無減，每日實質可用金額可能得＄20甚至更少。為三餐掙扎仍三餐不得溫飽的情況，對於小萍而言已經司空見慣。為省卻飲食開支，小萍合併早午兩餐為一餐，每天只進食兩餐。因金錢所限，小萍的食糧就只有公仔麵、即食通心粉、餅乾、牛奶及咖啡等，連白飯都被視為奢侈品。但即使在日常生活如何節衣縮食，小萍始終敵不過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在發放綜援資助後的兩、三個星期便花光資助金額，小萍坦言每月最渴望的就是下個月早日來臨「快啲出糧」（發放新一期生活津貼），好讓小萍有金錢重新過「基本」生活。

窘境的避風港 姑媽長洲的小屋

在言談間多次表達對現時居住環境不滿的小萍向筆者透露她姑媽（爸爸的姐姐）與姑丈一家住在長洲一幢三層高的獨立小屋的其中一個單位。每當小萍對周而復始的生活感到厭倦時都會到長洲探訪姑媽順道留宿幾天，特別在過時過節和傳統節日，小萍總愛到姑媽家寄宿數天甚至一個月，「我今個農曆新年就專登到長洲搵姑媽一起過年，一住就一個月喇。」問到小萍與姑媽的關係如何，小萍笑言姑媽是她生命中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人，每每到訪長洲都會陪同姑媽一起買餸煮飯、或者到長洲的海濱大道或碼頭看海吹海風、閒時又會幫手照顧姑媽的孫仔，十分嚮往這種無壓力、無憂無慮的生活。筆者追問小萍有否考慮過索性搬到長洲與姑媽同住，小萍就說自己沒有計劃將來亦很可能不會搬進長洲，因為已經習慣自己一個人生活，擔心自不能適應與一大班人共同生活，所以就只好繼續住在保安道的單位內。

批港府資源錯配 社會福利制度的反思

劏房居住環境惡劣，私營房屋市場的入場費又太高，小萍無奈下與五十萬人香港居民一樣選擇輪候公營房屋。但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截至2019年12月底的數字，公營房屋單位的申請總數合共達260 400宗，而小萍自2018年輪候的「非長者單身人士配額及計分制」隊伍的輪候宗數達108,500宗，預計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高達5.4年。小萍指自己對官僚的申請過程一竅不通，自己非常依賴常去的社區組織的社工幫忙跟進和處理自己的輪候個案，所以自己都不清楚所屬輪候公屋隊伍的輪候時間和人數，只是默默等待社工和房屋署的通知。輾轉輪候了接近三年，小萍坦言因至今仍未收到房委會通知獲取首次的編配單位而大感失望，寄望可以早日成功輪候公屋，擺脫劏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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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政府毫無用處！」筆者問到小萍對於現屆政府的施政水平有甚麼意見時，小萍簡單一句就概括她對政府官員的看法。筆者在追問下得知，小萍無論在福利資源的分配、就業市場的排斥、以至房屋政策的執行上都感受到制度處處的不公平和官僚體制下的繁瑣。小萍特別提及在勞工處找工作時的申請手續極為繁複，對於本身學歷水平較低的求職者而言造成不少困擾。另一方面，縱使綜援計劃支撐本港社會保障制度，為有經濟上無法自給人士及家庭提供現金援助應付基本生活，但其入息及資產的審查條件相當嚴格。更甚的是香港政府秉承了殖民地對於社會福利的剩餘觀念，其與就業掛鈎的條件性社會保障透過在職福利解決貧窮的做法，拉闊了就業者與失業者在領取福利收入上的差距 [3]。小萍同時指出香港政府在制定房屋政策的漏洞，不但未能整全公共房屋的長遠發展，導致公屋輪候時間極長，更加未有積極為不適切住屋的街坊提供合理的福利援助，抱怨香港政府並非有心改善香港人的居住環境和問題。小萍慨嘆：「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

筆者話

小萍顛沛流離的住屋生涯給予筆者很多深刻的反思。由田灣邨的徙置區到高華閣單身人士宿舍，輾轉到公園露宿或麥當勞借宿，及至臨時庇護中心，最後定居在保安道的一個劏房單位，小萍可算是嘗盡不適切住房的千姿百態。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在1991年通過有關「適足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的決議所提及，「住房權利並不狹義地限於『頭上有一遮瓦』的住房，而是每個人及家庭均應有權在可承擔能力下獲得一處安全、和平及有尊嚴的居所，而不受其年齡、經濟地位、階級或其他因素影響。」然而香港的房屋政策以至整個經濟策略都是被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所主導，在港府思維中經濟發展大過天，房屋被物化成為市場上可供交易甚至炒賣的商品，而政府又認為房地產業維持香港經濟繁榮穩定的基石之一。因此公共房屋等的社會福利會被視為破壞自由市場發展的毒藥，政府找不到提供公營房屋供應的誘因，間接助長房屋作為商品在私人市場上横行其道。可是，社會上有經濟困難的人是根本難以支付私人市場上高昂的房屋價格，再購買不到私人房屋和輪候不到公共房屋的困境下只好委屈在次一等的私人房屋市場，亦即是我們俗稱的不適切住房。小萍嘗盡棲身在徙置區及私人舊板間房甚至露宿街頭等的不適切住房經驗，四十多年間一直流離浪蕩居無定所，原本每人都應平等享有「一處安全、和平及有尊嚴的居所」的權利蕩然無存。試問政府經濟掛帥的發展模式又產生了多少個像小萍般的住屋故事呢？

編者語

小萍的故事不單是一個基層市民四處漂流的故事，也帶出了傳統家庭中女性的處境。小萍自小和家人一起在公共房屋居住，雖然起居環境狹窄和嘈雜，缺乏獨立的衛生設施，在今天的標準來說，已不符基本的要求，但對於小萍來說，已經是值得緬懷的安居之所。可惜，因為女性的身份，往往成為家中的邊緣的份子，加上兄弟結婚，家庭人口增加，生活空間更見緊張，小萍離開了自少的居所是。或許，女兒從來都是預計遲早出嫁會離家，又或許，因為女兒在傳統觀念重的家中缺乏話事權，往往被視為可犧牲的對象。離家半年，小萍的公屋戶籍被取消，以致日後的重建後的公屋編配都沒有她這一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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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小萍的故事讓我們更立體地思考什麼是有體面的房屋。房屋不單是四四方方組成的空間，也要顧及居於其中的人的感受。比起有基本設備的單身人士宿舍劏房，小萍更愛在劏房居住。劏房環境雖然環境不理想，但沒有宿舍裏的規矩，可以自主決定用餐和洗澡的時間，「比住在宿舍時自由和舒服」，這是訪問的意料不到的回應。在訪問過程中，小萍也常常分享與其他同屋住友的關係，讓我們反思到不是有「屋」就有「家」，「房屋」只是一個物理載體，有令人舒適的，有環境惡劣的，但能否居住下來，是屋內的人與人關係，才能令四壁房子變成一個可居的家。